关于地震后的救援和重建
一年前，这里遭遇着震后救援的“十里不同天”，现在，他们同样感受着另番重建体验
姚渡大桥的两岸，去年腊月已经开工的余家湾小学，工程一直“走走停停”，半年后推土机仍在掘土平地。而对岸今年年初才奠基的姚渡中学已经建到第二层。
余家湾属于甘肃省文县，姚渡则属于四川省青川，仅隔一条白水江。在两岸的百姓眼里，这更像是一场隔岸相望的重建竞赛，尽管主导者都不愿意承认。
一年前，“5·12”震后，川甘两地的老百姓正是从这条江的两岸感受着救援的“十里不同天”，文县灾情，曾一度被低估和忽视(详见《甘肃文县：被低估的震灾》南方周末2008年5月22日)。
现在，民间的对比惯性仍在延续，余家湾的一些百姓见到记者就凑过来说，这里比起对岸重建“慢得很”。
文县辖下的碧口镇因为地震大部分房屋倒塌或严重受损，而居民们至今仍住在危房中，或是白水江边的帐篷里。
“边摇边建”
但现实是，文县农村的重建的启动速度之快，绝不亚于四川。县里建设局副局长丁兴文说，2008年7月10日，他们的第一批重点村就已开工建设。
当地一官员称，震情被低估的遭遇，多少**了上级领导的“重建心切”。可资佐证的是，文县所在的甘肃省陇南市，去年7月就宣布要在两年内全面完成灾后重建任务。同一目标的提出，四川晚了半年。
文县县长张宏曾对新华社记者表示了担心，灾后重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，“三年并两年”，实际上是将这个系统浓缩了，给地方政府带来诸多挑战。
紧急启动的代价是规划编制和论证不够充分。一位负责重建的官员承认，他们“边恢复边规划”，文县的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，“就是单位凑了几个人做的”，现在看来，准备工作有些不足，“造成我们也很被动”。
最直白的例子或许是道路建设的相对滞后。自北向南穿越文县的“生命线”212国道，受地震破坏严重，几乎天天在堵车，严重影响外地重建物资的运入。直到重建开始8个月后，这条路才启动“升等改造”建设。文县官员说，“国道市县管不了”。
重建进度亦很难有序推进。文县的123个重建村，原计划分为三批建设，不过，重建办副主任杜小斌发现，“批次全乱了”。去年底，中庙乡几乎所有的重建户都已经开工。
“5·12”以后，余震不断，去年5月和8月最大的两次，距离青川最近的文县遭受重创。但这并未阻止它加快重建的步伐，上述官员笑称，“我们是边摇边建”。
一度有人反对，中庙乡一乡干部证实，去年8月余震之后，有灾民集体请求缓建，乡政府由此打报告给县政府，希望“推迟一点”。
由于担心工程质量问题，在深圳援建的清水坪村，村民也一度阻拦施工。村主任杨德明至今记忆犹新，他说，援建的新村就在湍急的白水江边，施工单位太早进入，平整地基却不到指定地方拉沙土，打地基来不得半点马虎。
等料，等工匠
尴尬的局面并没有因为重建的决心而避免，至少目前重建进度正面临资金、物价和交通等多重压力而逐渐放缓。
重建工程的“遍地开花”，使得文县建材一度全面告急，尤其是砖块，就连政府支持的深圳援建的联丰村，也曾因缺少砖块而推迟十天。
现在，机砖依然严重紧缺。一个月前，甘肃文县组织对全县农村重建情况进行检查，约有1／5新房成了“半拉子”工程，处于“等料”状态。
大渡坝村村主任桂金全刚刚才拉到了3万块砖，这距离他打基地已经半年了。“连烧得最差的砖都拉不上。”他说，当地砖厂的砖，已经被预约到了年底。
桂金全从四川遂宁请来的施工队承包了包括他家在内的村里6户的重建工程，4户因为缺砖而停工，工人们不得不暂时返回四川。而全村，有30％的重建户还在“等料”。
供求紧张已经导致物价上涨。除了钢筋外，水泥和机砖价格，都比震前涨了一倍以上。
文县物价局不得已对砖、水泥、钢筋等建材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政策。但政府“有形的手”，看起来难敌市场“无形的手”。不久前，县物价局给本地的三家砖厂开出了罚单——它们的出厂价太高，但取证却费尽周折。后来水泥价格稍有回落，钢材价格趋于稳定，某种程度上得益于酒泉钢铁集团总经理助理挂职到文县当了副县长。
工价也在飞涨。桂金全雇用的四川施工队，开出的人工费200元／平米，地震前，只需要80-90元。当地老百姓说，“四川师傅”比砖头更为抢手，没有任意议价的余地。
要钱，要政策
这是一个至今仍顶着国家贫困县帽子的县，25万人口中贫困人口占了70％以上，县财政从来都靠上级转移支付。遇及这等史无前例的震后重建，自力更生谈何容易。
4月中旬，国务院灾后重建办一副主任前来文县调研，在文县官方的汇报材料中，重建资金缺口大，以及贷款难，列为最主要的“存在问题”。
文县重建办副主任杜小斌坦言，若仅靠灾民自筹，自建户中，恐怕有80％无法建成入住。
在“半拉子”工程中，他了解到，相当一部分是因为资金链断裂。因为“来钱快”，不少农民只能暂时搁置重建家园，前往内蒙古挖煤，“今日打工，明天修房”。
物价的上涨，多少冲淡了国家给予的补助力度。文县县长张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，给予重建户2万元的补助，实际上现在只相当于原来1.2万元的购买力。
在四川，灾民还可以利用银行的贷款来弥补，但文县，自去年到现在，仅发放贷款2.56亿元，缺口高达7.5亿元；仅有8972户重建户获得贷款，尚有26027户在着急等待。
在中庙乡农村信用社，每天都有灾民失望而归。一位妇女高声抱怨她已经跑了4趟。自去年9月底10月初，文县信用社发放第一批贷款之后，就停止了重建项目的信贷业务。
今年文县又与陇南市协调了3000万的贷款，为了用在刀刃上，只允许发放给最困难的群体，为了惠及更多重建户，每笔贷款不超过1万元。
然而，在贷出1000多万元后，3000万元计划戛然而止。4月28日，文县信用社不得不停止大部分正常信贷业务，原因是没钱可发了。信用社目前基本依赖人民银行再贷款维持，而这些钱是不能用于重建这样的长期项目，他们曾被监管部门发现并纠正。
信用社亦是有苦难言，贷款采取“农户联保”方式，“担保只是走过场而已。”信用社副主任吕向阳说，“风险全在我们的头上。”
吕转述，在近期的一次总结会上，县长张宏激动地说：“3年后，农民还不起怎么办？信用社可能就倒闭了。”几乎没有人认为，灾民们能在三年内具备偿还能力。
作为县长，张宏只能掌控信用社这惟一的金融机构。2.56亿贷款中，信用社占了2.44亿元。商业银行大多“袖手旁观”，只有农业银行，放出了1200多万元的贷款，且条件“苛刻”——必须有“拿工资的”公职人员担保。
4月17日在文县向国务院灾后重建办的汇报中，7条建议，5条与资金相关，它希望获得中央财政更大的支持。此外，还请求协调金融部门及时落实居民住房重建贷款等。
“大锅饭”
一年过去，文县人仍感受到，外界的关注明显少于四川，即便在媒体替其呼吁被忽视的遭遇之后。
文县财政局数据显示：截至今年3月16日，文县共收到单位、企业、社会各界捐款1302万元，这甚至少于四川一些学校获得的捐款数。
中庙乡乡长张文东说，震后至今，该乡活动板房只有二百多套。多数灾民，只能在帐篷中过冬。
两周前，中庙乡余家湾小学终于迎来一个成都的叶老师和第一车文具。中庙乡对面的青川姚渡镇由浙江玉环县对口支援，而它所在的青川县，由浙江省对口支援。而负责对口援建文县的深圳一市，实际上面向的是陇南市2县1区(文县、康县、武都区)以及甘南州的舟曲县。“地震初期确定深圳对口援助文县，后来变成援建三县一区，一家变成四家，一锅饭变成四个人吃。”文县一位官员说。
尽管在陇南地区，文县受灾最重，但在深圳的援建项目中，他获得的资金却并不是最多的。
重灾区碧口镇，全部受灾。当地灾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，原本以为援建碧口的项目，落在了八十多公里外的城关镇。
中央专门下发灾区的灾后恢复重建三年切块包干基金，也面临着共享的遭遇，有官员说，这笔钱，除了受灾较重的文县、武都区和康县外，陇南市各县市均有份。文县的份额位居全市县区第二，仅15.69%。
县长张宏现在只能反复向来自深圳的记者呼吁，希望深圳加大援助文县的力度，并希望借当地媒体，呼吁企业家和慈善机构，支持文县的教育、医疗等“爱心项目”。
后遗症
除了争取外界支持外，文县的官员还提出，希望灾民们不要“等靠要”。去年10月，文县在县城两侧的高山上，建设了夜景工程，夜幕降临，山上“星光”与月亮交相辉映。一位官员说，这些太阳能灯还能打出标语，一条是“建设和谐文县”，一条是“文县的明天更美好”。他说，这可以激发文县人重建家园的勇气。
现实的情形摆在那里，即便受灾较重的中庙乡，3600多户全部受灾，而涉及深圳援助的总共才360户。也就是说，90％的灾民需要依靠自己的双手重建家园。
依照震后上级既定的要求，今年11月底，文县必须完成农村的重建任务。
至少从数据上看，几个示范援建点的“深圳速度”，的确带动了全县的重建热情。文县向国务院重建办汇报的数据称，全县农村灾后需要重建的34999户农户中，94％已动工，其中，竣工的24099户，占重建户的68.8％。
今年1月，清水坪村村民在欢欢喜喜参加完入住仪式后，又返回了山上居住，没有在新居中过年。
清水坪村甚至尚未分配房子，难题是土地，无地农民需要交纳“占地费”，而这一问题本应在开工前就解决。47岁的清水坪村农妇张桃云归咎于“人心不齐”，“当时都高高兴兴地想下去，现在要交钱没钱了，都住不成了。”
而在清水坪村主任杨德明看来，土地还不是最大的问题，新村无法接上水、电，排污设施也不知在哪，按方案，这些基础设施配套由政府承担，而立项申请报告才刚刚上递。
